李为民院长为2021级本科生讲授《形势与政策》课程

……所以独坟其首者，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。

《玉篇》曰：餧,饲也，指对动物的饲养。诸侯不及时的见面，则谓遇。

时齐侯以诸侯遇礼接昭公，昭公自谦失国，不敢以故称自称，昭公已经没有脸面在齐国君王这里做客了，宾、主的地位和称呼其实已经严重不对等了，昭公曾经的拥有与齐景公现在的拥有，一虚幻，一真实，两者已经不能平起平坐了。五、齐侯取运：尴尬的鲁昭公 《春秋》曰：十有二月，齐侯取运。孟懿子拘捕了郈昭伯，杀之于南门之西，并开始攻打昭公的军队。周天子分土封侯，以便拱卫天下共主。《解诂》曰：季氏专赏罚，得民众之心久矣。

子家驹算是春秋时代的一位看透了政权本质、看透了人性本质的伟大政治家和伟大哲学家，他由此而果断推测昭公除季事件必然失败，十分英明地预知了最终结果，只可惜昭公却一丁点都听不进去。故齐侯取运的特殊性就在于他的主观目的是正确的，地拿过来之后还是在鲁昭公的名下，还是为鲁昭公所用，没有方向性错误，因而值得《春秋》所肯定。孔子指出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。

……最重要的是‘不知礼，其表现则是‘僭越。后来孟子、荀子、朱熹相继回答了这个问题：伯氏不是心服，而是不敢。所谓分指明分使群[71]，即制礼义以分之。但是，他能够‘一匡天下，即匡正天下之诸侯，维护天下和平与稳定，而不致战乱不断，使人民流离失所，遭受涂炭，这就是最大的贡献。

[72] 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·臣道篇》，第257页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[46] 孔子列举了管仲的几种表现，归结为不知礼： 1．有三归。

[31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宪问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153页。蒙培元先生曾指出：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。三、孔子批评管仲的深意：儒家制度伦理 孔子说管仲不知礼，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，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，因而其所建构的制度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的周制，而是法家的秦制。[36] 朱熹一方面说管仲未得为仁人，另一方面却又将如其仁理解为‘如其仁，言谁如其仁者。

与之高国之位，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。若不论心而但论功，是判心术、事功为二，按之前后论仁，从无如此立说也。然此等字样，但可意会，非训解所能尽。然而仲尼之门人，五尺之竖子，言羞称乎五伯，是何也？曰：然彼非本政教也，非致隆高也，非綦文理也，非服人之心也。

既然如此，孔子怎么会许管仲以仁？关于此所谓仁的性质，尤其需要仔细讨论。[49] 朱熹明确指出：此皆诸侯之礼，而管仲僭之，不知礼也。

[3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宪问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51页。[80] 何晏注、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·卫灵公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18页。

[29] 何晏注、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·八佾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7页。可见荀子不反对争，而是主张分争于中，不以私害之[70]。上文说过，孔子由仁出发，主张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[80]，此即儒家制度伦理学的仁→义→礼的理论结构。朱熹一方面说：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，伯氏自知己罪，而心服管仲之功，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。[6] 赵岐注、孙奭疏：《孟子注疏·公孙丑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，第2689页。1．《齐语》所谓礼 我们看整部《国语·齐语》，只有两处提到礼，均非管仲之语，亦非儒家之所谓礼： （1）桓公自莒反于齐，使鲍叔为宰，（鲍叔）辞曰：‘……臣之所不若夷吾（管仲）者五：……制礼义可法于四方，弗若也……[56] 鲍叔认为管仲能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。

（三）管仲之仁的评价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，按上文所举孟子、荀子与朱熹的解释，其实并非真仁，而属以力假仁者霸。[30] 这与上文所引的孔子主张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乃是一以贯之的立场。

……唯能用管夷吾、甯戚、隰朋、宾胥无、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。所谓衣裳之会出自《穀梁传》，称齐桓公会盟诸侯，衣裳之会十有一者，未尝有歃血之盟也，信厚也。

否则，孔子评定管仲不知礼，就不是实事求是的评判了。[40] 上引两家的辩驳，极具说服力，表明：孔子称管仲如其仁，并非许之以仁，而是近乎仁、类乎仁之意。

因此，孔子批评管仲器小，何晏注为言其器量小也[53]，朱熹则指出：器小，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，故局量褊浅，规模卑狭，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。……伯氏食邑于骈邑三百家，管仲夺之使贫，但饭疏食，至于终年亦无怨言，以其管仲当理故也。[58] 韦昭注：《国语·齐语》，第247页。因此，孔子虽然对管仲有所称许，但更有深刻的批判。

[43] 参见黄玉顺：《孔子的正义论》，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10年第2期。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：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。

由此可见，管仲所谓礼并非儒家所谓礼，而是借以争霸的一种假名。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，僭滥如此，是不知礼也。

子贡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曰：‘去兵。[30] 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宪问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153页。

但是，我们今天来看，这种客观效果之仁也是大可商榷的，因为从历史事实看，管仲与齐桓公政治活动的客观效果，在理论上就是法家的兴起，在实践上就是通过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而否定王权大一统，而走向皇权大一统。[57] 其所谓更礼，就是把旧礼变更为新礼，实际上就是推翻既有的周制，走向未来的秦制。[24] 那么，孔子所反对的是怎样的战争？据《论语》载：季氏将伐颛臾。另一方面，朱熹却说：荀卿所谓‘与之书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拒者，即此事也。

[66] 这三种人都是与人无争的，然而恰恰不是孔子的态度。人君别内外于门，树屏以蔽塞之。

此可谓是对孔子评价管仲如其仁的诠释。[16] 何晏注、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·宪问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12页。

[20] 因此，子之所慎：斋、战、疾。因此，就其对此历史趋势的立场态度而论，孔子与管仲乃是对立面：孔子维护周制，而管仲的思想及其实践则导向后来的秦制。